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报告
毛泽东在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封面上的批语
党在西柏坡时期，从1947年7月12日中央工委在西柏坡宣告正式成立至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迁往北平（北京），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政策和纪律及城市建设管理等，在全党全军干部中开展了一次范围广泛、内容全面、意义深远的学习，极大地促进我们党的政治成熟，大规模地培养了各类建设人才，为建立新中国和全国执政做好政治、思想、组织准备。
一
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有一个小山村叫西柏坡。它是中共中央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新中国从这里走来。西柏坡时期，是党夺取全国胜利的关键转折期。而越是到重大历史关头，我们党就越是重视和加强学习。
重大历史转折要求重视学习。西柏坡时期，中国革命已进入新的高潮：颁布第一部《中国土地法大纲》，掀起暴风骤雨般土地改革；指挥三大战役，推翻蒋家王朝；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制定新中国的建国方略。新高潮开启了党的中心任务由夺取政权向全国执政、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的历史大转折。党要应对新形势、完成新任务、实现新转折，确保全体党员干部朝着革命的正确方向前进，就必须要加强学习、转变观念、跟上形势。
党内思想态势要求加强学习。当时一些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不扎实。毛泽东指出：“我党的理论水平，必须承认还是低的，必须提高一步。”一些党员干部的政策水平不高，在农村、城市、军队工作中程度不同地出现右的和“左”的倾向。有些单位和部队产生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以及地方主义、游击主义现象。面对即将取得的全国胜利，党内骄傲、以功臣自居、停顿不前、贪图享乐等“四种情绪”不同程度存在。这迫切要求结合土改开展整党，在全党全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形势政策和作风纪律教育。
提高执政能力要求抓紧学习。1949年春，全党党员已达300多万，但“百分之八十五到九十是农民，工人、小手工业者、知识分子和其他成分的占百分之十到十五”，尤其是党员文化知识水平很低，“区以下的干部能看懂《人民日报》的很少”。据统计，1949年初冀鲁豫行政公署干部学校轮训队360名学员中，“文盲（识字不足100者）总数298人，占全队人数的82％”，他们普遍抱有“革命一辈子就行”“会做群众工作就行”“不学习也能做工作”等成见。随着大中城市相继解放，一些干部把农村工作套路照搬到城市，带来城市建设管理的新问题。全国执政亟需大批干部人才。1948年召开的九月会议，要求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各项工作的干部。然而，三大战役的胜利，使干部培养计划跟不上形势发展。毛泽东审时度势，提出把210万野战军变成接收和管理城市的工作队，“看成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快速发展的形势，使党员干部普遍产生“本领恐慌”。刘少奇感叹道：“现在革命形势发展太快，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现在不是怕太慢了，而是怕太快了。……你们学马克思主义，学理论知识，这对中国革命、对人民、对党都很必要。”快速做好全国执政准备，要求全党全军干部必须尽快学习提高管理和专业能力。
二
党中央号召全党广泛开展学习。毛泽东指出：“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广大党员干部以时不我待、建设新中国的姿态积极投身学习。
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新成果，是西柏坡时期党的思想建设重要任务。在九月会议上，毛泽东强调：“我们在理论上要提高，还要普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要当作一个政治任务来注意这个问题”。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总结上，毛泽东对干部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读书目提出要求：“过去我们读书没有一定的范围，翻译了很多书，也都发了，现在积二十多年之经验，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规定在三年之内看一遍到两遍。”毛泽东在西柏坡时期撰写的640多篇、数十万字的文件、批示、讲话、电文、书信等，作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教材，通过党的各级领导、会议以及新华社、报纸等途径传至广大党员干部。例如，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领会毛泽东关于“两个务必”的重要论断，警惕“糖衣炮弹”，对于全党保持谦虚谨慎作风、经受执政考验、抵制腐败诱惑具有重要意义。党中央还加大政治课程比重，把思想品质教育作为干部教育重点。例如，1948年12月颁布的《统一规定中等学校政治课课程标准的指示》。
学政策和纪律。西柏坡时期，党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十大军事原则，以及土改、整党、工商业、统一战线、新区工作等一系列政策和策略。党中央反复强调在革命取得胜利前夕正确执行政策和策略的极端重要性，要求各级干部善于从不同地区、不同条件的实际情况出发，决定工作方针和执行政策，把政策交给广大群众，在每一次行动之前要向党员和群众讲明政策。1948年11月，华北局规定各级干部必须学习时事与政策，以《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为基本教材。1949年1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把学习各项政策列为1949年的17项任务之一。1948年4月21日，毛泽东在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封面上写批语：“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现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该书第二章主要讲述无产阶级政党为什么要有铁的纪律、怎样坚持铁的纪律。1948年6月1日，中央宣传部重印该章，并加写3000多字前言发至全党全军。军队纪律教育始终走在前列。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亲自修改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要求全军“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1948年9月，中央作出《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1948年9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1948年11月，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整顿全军纪律的训令》。1948年12月，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以“训令”形式，颁布《入城纪律守则》17条。各大战略区部队认真学习毛泽东关于“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指示，认真学习贯彻各项纪律规定。
学城市管理和经济建设。面对大批新解放的城市亟需正确接管的情况，毛泽东提出：“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并提出“11个善于”的学习要求，强调“军队就是一个学校，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等于几千个大学和中学，一切工作干部，主要地依靠军队本身来解决”。在九月会议上，毛泽东要求“全党动员学习管理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做生意”。关于学习生产技术管理，毛泽东强调：“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我们党还注意团结教育一些有管理经验和工业知识的旧公务人员、旧职员，甚至向资本家和国民党的管理人员学习。党中央提出：“关于管理企业和发展工业诸具体问题，我党还不熟悉，必须提倡善于向有经验的老成的工人、工程师、技师、工厂管理人员以至资本家学习。”1948年10月，党中央指示：“国民党经济、财政、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除去反动分子外，我们应当大批地利用。”
学文化知识。为了提高部分党员、群众的文化教育水平，消除文盲、半文盲，党在各解放区举办多种形式的识字班、扫盲班、民校、夜校、冬校，市民教育主要通过创办市民学校、民众教育馆、市民学习小组等。例如，1948年11月制定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明确指出：“文化水平低的干部必须学习文化。这种学习，对于某些干部应带有某种强制性。各区党委及有能力的地委应办相当于初小及高小程度的脱离生产来学习的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各地现有的中学师范内仍应继续举办附设的文化补习班。所有党政军民较大的机关内，均应设立相当于短期中学的、高小的、初小的比较正规的业余文化补习学校……学习方法应以听课与自习为主，并实行作文习字及定期考试。”
三
各级领导机关把学习当作重要任务，加强和改进党内教育。毛泽东强调：“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广大党员干部发扬“挤”和“钻”的精神，努力学习各方面知识。
开展干部学习运动。各解放区普遍开展学习运动，华北解放区开展得较早。1948年5月，冀南区党委决定“以8个月时间开展一个干部的政策学习运动”，“学习土地改革、整党与民主运动以及工商业政策等”。华北解放区各重要机关、部队和工厂、学校，按照干部的政治和文化水平，把干部分成三组：甲组侧重系统的理论学习，乙组以政策学习为主，丙组以提高文化为主。中央明确要求干部要保持经常读报，学习政策要联系工作实际，机关负责同志应经常对所属人员作时事与政策的报告或传达，文化低的同志则以听报告为主。
创办和扩大各类学校。为了加快干部培养和各类人才建设，党中央在解放区兴办各类学校，强调教育的正规化、国民化。1948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创办马列学院的决定》，9月要求各解放区办好县级及县级以上中级党校，地、县两级党校还普遍开办短期训练班训练区、村干部。1948年8月，陈云代表党中央在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提出：“要开办职工学校和职工训练班。有条件的地方，还要开办工业大学或者工业专门学校。”1948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各大军区开办军政学校，“培养军区、军分区及地方部队所需要的军事及政治工作干部”；创办中等学校，“培养大批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人才”；“开办正规大学，以培养将来为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工作所需要的较高级的人才”；“创办各种专门学校，培养各种专门人才”。据统计，1947年初至1949年3月间，各解放区新建干部学校和培训班多达50余所，学习内容以专业技术知识为主，涉及行政、工学、农学、理学、医学、文学、财经、教育等各个方面。此外，各解放区还大批开办“抗大式的训练班”，主要对土改中积极分子和农村知识分子进行短期政治训练，再派往各种工作岗位。
严格学习制度。为了保证党员干部学习效果，各解放区在继承延安时期学习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学习制度。例如，华北局《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明确：“在各重要机关、部队和工厂、学校，建立有能力的、负责任的学习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必须由机关首长亲自负责，克服行政首长不负责，将领导学习的任务完全交给支部的做法。学委会的经常任务是指导学习，进行辅导考试，并设置专人管理学习的日常工作。”“要建立定期的严格的考试制度，每学完一段落，或学完一本书或一项课程后，即进行考试测验，测验结果予以公布。学习成绩好坏，作为鉴定与提拔干部的重要标准之一，在调动干部时应将干部学习程度正式填入鉴定表。学习时间，保证平均每周十二小时为原则。”各地在沿用以往脱产、在职、办训练班等学习模式的基础上，创造在职自学、业余学校、半脱产补习学校、短训班及“以会代训”等形式。各地采取灵活实用的教学方法，特别是对有较高程度的干部教育打破传统注入式的教学方法，提倡个人自觉、开展集体讨论、交流学习经验，注重实际考察、实习训练。
四
这次全党学习，有效克服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倾向性问题，普遍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政策观念、纪律意识，初步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文化水平和专业技能，为建立新中国培养和准备了大批干部人才，党的团结和统一达到了延安整风运动以来的新高度，有力促进了党的政治成熟、解放战争胜利和全国执政能力提高。
在1949年1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对全党干部学习情况作了全面总结：“全党大多数干部，在过去几年，特别是在一九四八年，有系统地学会了在农村工作中，在城市工作中和在军事工作中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有系统地纠正了右的和‘左’的偏向。许多同志在过去长时期内没有学会的东西，一个年头内都学会了。这样，就使党的总路线在全党内能够贯彻执行。这是一个最伟大和最根本的胜利。这是我党政治成熟程度的极大的增长。这样一件事就指明：我党在不要很久的时期内是能够有把握地取得全国政权的。”这段重要论述，从“最伟大和最根本的胜利”“党政治成熟程度的极大的增长”“有把握取得全国政权”的政治高度和现实意义上，充分肯定了党在西柏坡时期的学习成效。
五
党在西柏坡时期短暂而全面的学习，是必要的，也是非常成功的。这次学习，在中国共产党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百年历程中独具特色而影响深远。
西柏坡时期在党的历史上是一段特殊时期。党领导人民经过20多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已经走到了全国执政的前夕：解放战争摧枯拉朽、凯歌行进，党的队伍空前壮大、党内思想十分活跃，建立新中国百废待兴、热情高涨。在这个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党中央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加强学习、解决问题、蓄势待发，努力做好全国执政的思想、理论和人才准备，就成为当时一项重要而紧迫的革命任务。党在西柏坡时期，开启了擘画新中国蓝图、准备全国执政的新长征之路。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强调：“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并告诫全党继续保持“两个务必”。1949年3月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把党即将面临的全国执政考验称为“进京赶考”，风趣地对周恩来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两个务必”和“赶考对话”，作为西柏坡精神的独特标识，对当时乃至今天的广大党员干部在政治上、思想上、行为上保持警醒，加强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正是在这段重要历史时期，党为了迎接全国执政“大考”，在西柏坡号召全体党员抓紧学习、全力“备考”，不仅保证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而且为党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奠定了重要的政治、思想和组织基础。
党在西柏坡时期的学习，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引领，以提高党员干部思想认识、政策纪律水平为出发点，以服务于领导解放战争胜利、提高全国执政能力为根本目标，学习任务明确，学习内容丰富，学习规模空前，地域覆盖了大半个中国，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提高党的政治成熟程度是学习的重要目标。党在西柏坡时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政策、纪律，经受革命斗争锻炼，多渠道、多层级地促进了自身的政治成熟。毛泽东在九月会议上指出：“经过过去三年、特别是最近一年的伟大的激烈的革命斗争，和对于自己错误的认真的纠正，全党的政治成熟程度是大进一步了。”尤其是1949年1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充分肯定了全党大多数干部系统地学习各项政策和策略，促进了我党政治成熟。
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学习的首要任务。毛泽东要求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政治任务”看待，强调：“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1949年1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一九四九年的干部教育计划，即在干部训练学校中及在在职干部中进行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及中国革命各项具体政策的计划，必须适合目前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的需要。”针对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整体偏低的情况，党号召全党全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新成果学习，纳入干部学习计划，指定必读教材。
解决实际问题、提高能力素质是学习的根本动力。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学风的显著特点。党在西柏坡时期，针对一些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低、政策执行偏差、纪律涣散，城市管理和建设弱，各行业人才短缺，以及革命胜利后骄傲自满、贪图享乐等情况和问题，在全党全军广泛开展了一场适合当时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需要的学习活动。整个学习活动的开展，紧密联系实际，着眼实现当时的革命胜利和未来的执政需要，广泛激发党员干部学习动力。
（作者：李祖发 军事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