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对象：杜春霆，男，汉族，1935年3月出生，河北省正定县人。历任卫生员，医助，军医，防疫所副所长，1983年4月离休。

杜春霆：我是1935年3月生于河北省正定县城内，在我3岁时母亲病故，因我舅祖父母家中无子女，父亲就把我寄养到舅祖父母家（正定西关村）。当日寇进犯华北时，全家逃难外出，舅祖母在1939年患食道癌去世，随后舅祖父癫痫发作，于1941去世。舅祖父去世后，我回到了城里父亲家里。父亲是做小商贩的，串乡赶集，由于日寇对城乡封锁太严，城里的货物运不出去，在1942年我全家逃难到了陕西省宝鸡县玉门镇。由于继母对我不好，经常虐待我，在1946年3月份，我坐上东去的火车，逃离了家。

杜春霆：离开家后，我先后在洛阳、郑州的二伯父家上学，后又到了南京的小姑父家，随后到上海卖冰棍，再回到南京。

杜春霆：1948年9月在南京，我搭乘114号巨轮到了汉口，从汉口又到了河南信阳。在此发下了棉军装，我顶替了一个上等兵的名字，从此开始在伪十八军汽车营二连当传令兵，同年11月份从河南石角山开往淮海战场。在淮海战役中，我正式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在新训团担任卫生员，主要承担辅助抢救伤员的任务，当时淮海战役很多战士受伤，我们就负责救治，那时候老百姓都支持解放军，也帮助我们救治伤病员。后来我到31军卫校做了1年多的学员，学习了很多医学知识，后来就成为了一名军医。到了八十年代，因为身体原因，组织上批准我离职休养，我就被安置到了石家庄市军休所。

杜春霆：记忆比较深刻的有几件事。一是行军，当时我们渡江战役后，行军到江西，再到福建福州、厦门等地，主要就是靠双脚走路行军。那时候年龄也小，每天平均要走80到100华里，为了避免被袭击，都是晚上行军，全是羊肠小道，南方气温湿热，下雨也多，走的脚上起泡，疼得受不了，但是还得走，老战士们就教我怎么消毒，用针穿上马尾线，穿破水泡，这样可以消毒，水泡也不会再大。然后接着行军。在从江西到福建的行军途中，由于是夏天，天气闷热，我们每人发一个6尺的纱布防蚊虫，但是我还是得了疟疾，发高烧，就是这样也不能停止行军，还得继续往前走。当时大家都特别能吃苦，战友们也一直给我鼓气加油，最终我完成行军任务。

在去往福州的行军途中，还差点发生意外。我们班的炊事员和我一起到江边，想去洗个澡，结果炊事员一下跳进了深水中，出不来了，我一看这情况，赶紧跳下去救他，他就使劲抱着我不撒手，两个人差点都被淹死。当时我反应过来后，掐他的大腿，然后他松开我，我才把他带到岸边，最后没出意外。

在攻打厦门的战役中，我们解放军攻下鼓浪屿一个据点后，建立了通讯联络点，结果没想到国民党又把联络点夺回去了，我们岛外部队也不知情，敌方就一直用我们的通讯设施联络我们，结果造成了不小的牺牲。

杜春霆：当时条件是比较艰苦，但是大家都是这样，也没觉得太苦，那时候就都能穿上布鞋了，有的还穿上了胶鞋，那时候陈嘉庚支援我们解放军，捐了一批物资，我们当时穿的胶鞋，很多都是陈嘉庚捐的。行军时候，每隔一定距离，会设有一个水站，到了水站我们可以喝水歇一下。其实我们不觉得太苦，因为当时年纪小,我是在后勤部队，不是在前线，比起前线来，我们吃这点苦算的了什么。

杜春霆：我在童年尝尽了人间的冷暖和怒色，受过多少折磨，流过多少辛酸的眼泪；我没有享受过母爱，更没有体会到丝毫的家庭温暖。过去流离吃苦的经历我记忆犹新。若不是党和毛主席我哪能有今天。党是我的再生父母，是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把我栽培成人。

在我个人看来，以前和现在的生活发生了太大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深深感受到了我是这个国家的一份子，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我要为社会作贡献。刚解放时候，虽然那时候生活也不富裕，但是心里是舒服的，干什么事情都有精气神。随着国家不断的发展，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特别是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来，我们的社会发展迅速，现在国家每年发的离休费足够我开销，我的子女们工作生活也都可以，我要感谢党，感谢祖国，如果没有的党领导，我们怎么可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今年都87岁了，我为我们党、我们国家感到骄傲，是共产党解放了劳苦大众，让大家过上了好日子。我想跟你们年轻人说的是，一定要珍惜现在的一切，一定要坚决听党话、跟党走，我们国家肯定会越来越好。